中国经济有病不是一年两年了，而是一二十年了，只不过鲜有人全面探究罢了。

导火索发生在今年5月，有关美联储(Fed)认真考虑缩减量化宽松计划的消息，导致美国长期利率骤增，吸引美元流回国内。印度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结构弊端暴露。

情况尚未达到那么危急的地步。早在2011年，随着危机后刺激政策的效果消褪，资金开始流出新兴国家。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只是勉强达到5%，对于一个年人均收入只有1500美元的国家而言，这是令人失望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是经济学家，但他对经济的判断频频失误。一些尝试性的举措（如近期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固然正确，但只有在危机由更大力量（如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的程度）决定结局之后，才会影响到国民账户。

除印度之外，在这个榜单上名列前茅的还有近期陷入政治动荡的国家，如土耳其、巴西和南非。新兴市场国家平均的人均收入近1万美元。卢比如自由落体般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

所以，印度的脆弱和混乱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菲律宾等国家成为了更有吸引力的外包服务选择。印度当初投入全球金融的怀抱有点操之过急了。这两者在印度都十分缺乏。

预计到2025年左右，印度将会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由于最大的受益者是高技术人才，印度公众希望经济增长更加具有包容性。

民主和竞争性政治迫使政治家们必须应对这一挑战，而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财政收入，这些收入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支持。通过一些旨在削减不必要支出、提高税收的大规模改革，印度可以减少赤字、控制通胀，进而恢复经济的稳定。但印度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自己造成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诸多印度法规，包括僵化的劳动法，打消了企业扩张的积极性。

但是印度明年年初即将迎来大选。但印度的自信已经开始动摇。印度高等教育体系目前培养的人才不足以满足对更高技能的需求。这些工作正等待着刚刚辞去芝加哥大学职位并接掌印度央行的经济学家拉古拉迈•G•拉詹(Raghuram G. Rajan)去完成。

印度的年度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4.4%。翻译：王湛 进入专题： 印度经济 。

首先，它想当然地认为增长是理所应当的，没有解决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公平地说，过去30年，印度的贫穷人口比例大幅下降，从大约50%减少到了大约20%。

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财政赤字引发了对潜在危机的担忧。有关移动宽带频谱、煤炭和土地分配的丑闻削弱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其经济发展模式依赖有限的技术型劳动力，而不是大量廉价、非技术型、半文盲的劳动力。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30年里（1978-2010），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大约为34%。过去30年，印度的经济增长令人印象深刻，年均增速达6.4%。大选会增加支出压力，拖延改革进程。

这意味着印度只能专注于呼叫中心、为欧洲公司编写软件、为美国的寿险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提供后勤服务等业务，而不是制造业模式。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是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和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大预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一书的作者。

随着企业的发展，大型印度公司更愿意用机器代替没有技术的劳动力但朱镕基认识到，由于持续的通胀和宏观经济不稳，让经济以如此高速增长可能弊大于利。

事实上，产业和技术升级构成了克强经济学的核心。相反，李克强似乎倾向于将权力还给地方政府和市场，将纵向控制转变为水平协调。

在过去十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在收紧对产业政策的掌控，同时增强国务院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此外，通过鼓励地方政府将地方国企（以及房地产和某些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朱镕基的改革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因此，李克强没有试图通过中央指令控制技术和产业升级，而是给予地方政府和市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空间。1990年代，朱镕基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前总理赵紫阳财政集中化失败的烂摊子。

工资继续上升，这导致相对低收入经济体的竞争力下降，但增长模式还不能支持其在高技能产业的竞争，从而导致经济停滞。李克强应该从对来自高生产率的沿海地区的产业资本进行再分配开始。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的改革目标主要是重新建立可靠地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而不是提高GDP增长率。最近发行的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演讲集让人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他1990年代常常饱受争议的大胆改革，包括约束国有企业和清理银行系统。

如今，中国国有经济虚肿的情况轻了许多。为了避免这一结果，李克强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模式以适应当前环境，包括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的日益激烈、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的日渐增加、人口的日渐老化、城市化的日渐放缓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日渐上升。

这导致了国家公共债务高企，反过来迫使中央银行过度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加速。朱镕基和李克强确实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中国发展面临关键点时上任的。根据彭博社的说法，李克强将是朱镕基之后第一个不能实现官方年度增长目标的总理。赵紫阳试图在各部门之间逐一进行财政改革，这给了地方政府与国企形成勾结的空间，地方机构因此获得了补贴，并可以截留中央政府的收入。

正如朱镕基二十年前的改革奠定了今日增长的基础，李克强是否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轨迹。但是，朱镕基需要和地方官员角力以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收入，从而稳定经济、释放中国的潜力。

它还需要鼓励和指导技术和产业升级的政策和机制。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如今中国的局面与20年前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事实上，尽管朱镕基的改革是碎片化的，但本可以轻松地带来两位数的GDP增长。李克强必须确保仍以巨大增长潜力自豪的中国经济不会陷于沉寂并跌落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